其实，身为日内阁大本营派遣上海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早知柳川部队的动向，只是这只狐狸一直在忖量着到底发不发兵南京。了解松井石根的人，知道这是他的一向作风，而松井石根自己更清楚，眼下日本国天皇和参谋本部对华方针还处酝酿之中，淞沪大战后到底下一步方向往何处走还不清晰时，他身为日军在中国华中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自然需要三思而后行。
这里必须让读者对松井石根作一些深入的了解，因为他是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统帅和后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而处绞刑的甲级战犯。这人在日军与我军开战前几天才重新复出军队并被天皇任命为“日本上海派遣总司令官”，当时59岁，瘦小老头儿一个，却是个标准的“中国通”。1878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的松井石根，是著名汉学家松井武国的儿子，其先祖曾是日本的名将。松井石根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日本陆军大学，同期成绩第一。他与中国关系甚密，早年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孙中山在日本时，松井石根给予了很多支持。可以这么说，民国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很多都与此人有过甚密交往，连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大对手蒋介石，松井石根也没有少帮助过——蒋在日本留学时，据说曾有两年时间是住在松井石根家里，可见这对“老对手”还是关系相当的难兄难弟。1915年，松井石根出任日在上海驻军的武官。19年调任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次年晋升为陆军少将，5年后成了日军中将。19年，松井石根任台湾驻军司令官，同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因为日军内部的矛盾等原因，194年8月，松井石根退出军界，转而在政界活动。
退出军界的松井石根，巧逢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成立的“满洲国”尚不被国际所承认时。日本政府对此在外交上很伤脑筋，于是松井石根自告奋勇向首相提出自己与中国当局关系密切，可以想法让中国政府自己认可“满洲国”为“既成事实”，这样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不就可以很体面地让国际社会承认嘛！日本政府的算盘这么打，所以松井石根这位“中国通”的老将军也便有了用武之地。196年初，松井石根以私人身份开始了长达数月在中国的游说，且与蒋介石有过深谈。老蒋当时因日本一再地侵犯中国领土并不断挑起事端弄得里外不是人，故而也没有给“老朋友”松井石根多少面子，尤其在让他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老蒋涨红了脸，对松井石根说：“你让我承认‘满洲国’，就等于允许外人扒我祖坟，也等于吾人自己打自己耳光！九一八事变时，我已经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了，你们把我的东北三省吃掉了，我痛得牙根常常‘嘎嘎响’，还要常常被共产党等人骂作‘不抵抗’的卖国贼。你说，你换成我，你能承认这样的‘满洲国’吗？”蒋介石如此“掏心窝”地跟旧友一番直截了当的话语，让松井石根一下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无法完成了。在离开南京的那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其实蒋是十分清楚地告诉了这位日本说客的，只是松井石根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大失颜面而已，他原本以为凭他与中国各界要人的“特殊关系”，可以说服其承认或至少在国际场合不怎么反对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然而中国的“老朋友”没有给这位日本说客一点面子，这让自认为是“中国革命之友人”的松井石根很下不了台。“忘恩负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国的路途上，松井石根连连发表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大意是：中国民国政府的现任当政者，已经把他和日本当年曾经如何扶持孙中山等闹革命给彻底地忘了，既然如此，这个与吾等“不友好”的政府和国家，早晚会受到惩罚，以便让他们清醒。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开战之势已迫在眉睫，而淞沪大战打响后，日本当局迅速派一名中国通的大员出任前方总司令。松井石根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又被内阁召回到军界，出任日军上海派遣部队司令官，率第、11两个师团，以支援原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日本政府之所以派一位退役老将军担当此任，是有其考虑的：一旦在上海引发战事，国际社会必产生强烈反弹，尤其可能引起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出兵，这样日本的“大东亚”计划将彻底毁灭。这是日本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上海这块肉既必须拿下，又不能惹怒“老毛子”（苏联人）及国际社会——日本政府的棋是这样下的。
“此番既去之，无论如何是要打到南京去的！”当时大本营给松井石根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样的军令显然是对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作出了限制，具体限制是给派遣军划明了“上海周围”之线便是苏州至嘉兴范围的战略限制线。但松井石根在东京出发前上火车的那一刻，同前来送行的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说了上面这句话，令首相和在场的日本要员暗暗吃惊，尤其是外交人士对他悄声劝语：“老将军，你可得三思而后行啊！”
“哼，中国的事我比你们都清楚。”松井石根不屑一顾地看了看劝他的人。
松井石根确实对中国的事和中国的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淞沪大战的三个月，中国军队虽有勇却仍然不敌对手，尤其是后期阶段，可谓兵败如山倒。因此松井石根得出结论：只要蒋介石领导这个国家、指挥中国军队，我大日本便能无往而不胜！
“汗了戎衣四十年，兴亡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当听说新登岸参战的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时，松井石根这几天一直在盘算到底出兵否，最后他在吟咏自己出征前写的这首“自勉诗”时，断然决定：“占领敌国首都，迫使中国屈服。”
作为军人，在异国打仗，还有什么比占领敌国的首都更“至高无上的荣誉”吗？从军40余年的松井石根，自知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作为军人为天皇和国家“效忠”的机会了，故而最终他下了决心：进攻中国首都——南京！
既然前线将士志在必得，参谋本部有何阻挡理由？日本最高统帅部迅速调整决策，批准了松井石根的请求，并任命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日“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则任日“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统领上海派遣军和柳川的第10军等所有进攻南京的日军。朝香宫鸠彦王其实是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因为他与天皇是亲戚，所以在战后清算战争罪行时他逃过一劫，活了9岁。日本王室和与王室沾亲者不被追究战争罪行，是东京大审判的一大缺陷，也给战后的日本在今天有那么多右翼势力叫嚣军国主义复兴提供了土壤。这是后话。
日本大本营根据松井石根等前线将士的报告，为全面进攻南京作了军事上的部署和调整，组成了分别有朝香宫鸠彦王率领的“上海派遣军团”与柳川平助率领的第10军。这两支军队中，中岛今朝吾和谷寿夫率领的日军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部队，也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王牌军。
进攻南京的日军总兵力有10万余人，还有数十艘军舰。
我们再来看当时淞沪战役之后的中国局势——
这时的197年距年末仅有一个多月。大好河山连连失手，平津之役大败，上海又失，中国几个最好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让日军占据。在进攻南京计划获得大本营的批准后，侵华日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虎狼的血口已张，我首都南京危矣！危矣！
这个危非一般之危，因为从上海到南京，走火车很快；走水路，如顺水而行，也就两天之程，逆舟而行，一周时间也可抵达。即使步行，最多也就十几天时间。更何况，从上海到南京，除水路外，皆为一马平川，若有铁骑战车，不用一天，便可直抵紫金山。
一国之都，岂能如此轻易让敌国军队得手？然而面对松井石根、柳川这样的虎狼，我等有何力挽狂澜之势？
现在，攻打南京的是“恩师”和“中国通”，守在南京准备决战日本军的偏偏是“恩师”的朋友与学生辈的“日本通”：松井石根和蒋介石之间的这场“知恩报怨”的中日大战，一开始就非常有戏剧性——当然是场悲剧，这场悲剧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依然各自不依不饶地死咬着、斗争着。当然，罪在日本。
欲给当年的“学生”朋友致命一击的日军松井石根大将，因为想夺得生命中最后一次“至高无上的荣誉”，故而根本没有将对手蒋介石放在眼里。“鄙人以状元的成绩毕业于大日本军校时，他蒋介石还小着呢！”挥刀向南京出征的路上，松井石根心头这么想着。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毕竟不再是当年那个坐在日本火车上连怎样下站都不知道的“中国乡巴佬”了，现在他是堂堂中国元首、数百万中国军队最高统帅，他岂能容区区岛国的“倭寇”在自己头上拉屎！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是蒋介石在岁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给表弟单维则写的一首诗。有道是“诗言志”也，蒋介石年轻时虽崇拜日本，同时也非常痛恨日本看不起中国的蛮横行径。
早在1907年，蒋介石在清朝政府办的保定通国陆军学校速成班学习时，有过一件事。一天，一位日籍军医在讲微生物时，一边指着摆在讲台上的一块泥土，一边说：“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这里面有四亿微生虫。”这位日本军医继而说：“这可以拿中国来比喻，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地里一样……”“老师，你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突然，课堂上，有位年轻学生冲到教桌前，“啪啪”几下将那块泥团分成八块，转而怒发冲冠地责问道，“日本的人口是五千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里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这就是日本人吗？”“你你！你大胆！”这位日本军医的脸涨得如猪肝一样，中国学生哄堂大笑。在当时，有谁敢跟日本教员顶撞，是要开除学籍的，但后来学校校长一调查，认为这位学生是出于爱国之心，所以便大事化小了结了。而这事让这个学生出了名，他便是蒋介石。
当代中国人对蒋介石的了解多数是负面的，其实在整个抗战期间，蒋是中国的领袖、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代表国家形象，成与败、荣与辱，皆与他有关。我们客观地了解蒋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日决战中的表现，也应算是持一种唯物主义的公正的民族史观。
如果说蒋介石一直不想抵抗日本侵略者，或者畏惧日本，那是不公允的。在日本数年的军校生涯和在第1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见习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对日本军队是比较熟悉的，那种严明的纪律、细致的管理模式、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意志和刻苦训练及精良的装备等，都给蒋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基于此，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从内心深处已经真正意识到：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这个曾经的“学生”留面子了，“吞我河山之心必然”已成日本的基本国策。可怜我一团散沙，各路军阀互不相让、不听从指挥……蒋介石内心的焦虑与无奈一直困扰着他的“卫国布局”。他心头还有一着棋是期待北边的斯大林和大洋彼岸的罗斯福两位强国元首支持。蒋是个好面子的人，美国方面他让自己的女人宋美龄出面，斯大林那边则有自己的儿子在周旋，当然除此还有给这两个大国实惠的地方：美国人爱做生意，那么我让给你巨大的中国市场；苏联人早死盯着外蒙古的大片土地，虽老蒋对祖宗留下的大片草原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可假如江山没了、总裁的宝座没了，那面子还有啥用？
197年初的蒋介石，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一点儿元气，面对内外交困的国家局面尚处维持现状之势时，日本人又闹出个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能不火冒三丈吗？
“倭寇犯我中华之贼心不死，吾当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的蒋介石是清醒的，而且也已有所准备，且这种准备从某种程度上讲算得上是“周密”和“提前”的。考虑到中国内战频发多年、国内人心涣散、军阀各自为政的实际，蒋介石了解日本，故在与日本尚未公开宣战前的两三年里，便暗地备战。其中之一是聘用了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其二是派他的浙江老乡翁文灏主抓从德国进口军火装备。
据资料显示，197年前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向德国购买的军火、兵工及重工业设备，不下亿马克，其中军火装备占多数，蒋介石确实装备了一批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战役里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致使日本兵大伤元气。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里，重视与德国之间的军事与贸易方面的关系，所以中国特别是首都南京在抗战前夕出现了一大批德国人，后来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拉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是后话。
我们来说说德国军事顾问。
抗战前后，在蒋介石身边有几个重要的德国军事顾问，其中有名的一位叫法肯豪森，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此人为中国抗战立下巨功，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诱敌深入”的战术就是法肯豪森出的主意。更可贵的是，在七七事变后，这位德国军人曾直面批评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抵抗政策，并多次警告蒋“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含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还有一点更值得肯定：法肯豪森虽为希特勒政府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却与纳粹主义格格不入。二战后，法肯豪森出任中德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在柏林去世，终年88岁。
法肯豪森是位职业军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他曾到过中国，后在德驻日大使馆任武官，是位通晓东方语言的军事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肯豪森当了德国步兵学校校长。19年到中国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尤其是像法肯豪森这样的职业军人，又有军校校长的经历，加上对中日文化和军事的熟悉，故法肯豪森一方面让蒋介石国民政府出钱装备先进的德国军事武器，另一方面更多精力放在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布置对抗日本人的一系列军事措施上。蒋的军队在法肯豪森等一批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影响下，确实得到了整顿，战斗能力大幅度提升。鉴于日本日益剧增的吞华野心，法肯豪森在194年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拿出一个保卫南京的军事计划。蒋对这位顾问的话是听进去的，并马上责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初步方案。这年8月17日，法肯豪森看了谷正伦的方案后，作了充分肯定：
对警备司令谷司令掘一长濠并积土筑一高墙于雨花台周围及天堡城至太平门外公路之建议，鄙人完全赞成贵厅签呈主张。
鄙意若为防敌侵袭首都，无需偌大工事，工程既大，需费必巨，需时甚久，需力甚多，转不如用以构筑新式而有效之防御工事。试一推算崎岖之岩石地中，需动何种土工，不难测知。
此种工事，用以防御战车，效力之大，自不可没，惟遇敌轻袭，一时未必用战车参加，更未必在建议地区。
若对正规之围攻军作战，则此种工事，苟中十五公分之榴弹数枚，顷刻倾坍，无甚价值，故鄙意以为不如仅采用加坚之野战工事（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观测所等项），于可能范围内构筑或准备铁条及他种障碍物，如汜滥、蹈发地雷、触发地雷等，尽量向纵深地区逐渐增加。
鄙意以为此种办法比原议之效力大，范围广，用途多，而造成一种速成而需费无多之掩护，更形重要……
正是有了法肯豪森的建议和对初步方案的肯定，国民政府军事参谋本部也随之在194年就有了第一个《南京防守计划》。这个计划从“敌情判断”、“防守方针”、“指导要领”、“兵力部署”、“水雷阻塞”、“防空”、“交通及通讯”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安排。
就这份《防守计划》而言，总体战略安排并没有特别不妥，问题是后来的形势变化和老蒋手下的那些实施这个计划的具体人身上出了大毛病。比如在南京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个部队在守城时发现他们的水泥防御掩体，除了表面有一层水泥之外，里面竟然尽是竹竿等物，别说敌不住小鬼子的隆隆战车，就是子弹也抵挡不住呀！难怪守城士兵直骂老蒋和当官的是“拿我们的性命来养肥他们的家业和狼心狗肺”。
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根本的问题在于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及他的同僚们在对日开战一事上一直犹豫不决，并存有幻想，因此在实施防御备战中不那么有力，导致了日本人杀到门口时束手无策、慌乱一片。
淞沪战役之前，面对强大的日军，蒋介石听进了法肯豪森的“以广阔之疆域，拖垮之后勤供应困难的日本”之“持久战”建议，并且也作了兵力和战术上的布置，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其中东正面即江苏区和浙江区，包括上海。首都南京是蒋政府的总部，但由于南京与日军上岸线路太近，没有纵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撤出南京的计划其实在蒋介石心中早已有后备方案，但作为一国之首都，不保南京，显然无法向国人交待，更有损“国体”与“国威”，所以蒋介石在“誓死保卫南京”问题上一直调子很高。
从7月11日至8月1日的天时间里，统帅部连续开了次军事会议，每天研究敌情和七七事变后的前方形势，结果由于军力较弱和战略失误，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眼睁睁地看着平津失守，日军又在东边起兵滋事，在最后几次军事会议上已经着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备战问题。可是，疯狂和野蛮的日军并没有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任何喘息时间，一步更比一步紧地向中国军事和政治中心——南京进犯。
8月1日，上海告急，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和军政大员们召开国民政府党政最高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抗战大计，并推荐蒋介石为陆海空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老蒋说：“现在都啥时间了，搞那么多名目有何实用？别再给我弄个大元帅的名堂了！有最高统帅部便是。”
也是。同僚们表示赞同。于是除了蒋之外，最高统帅部内设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之。当即，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锁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日刊社，第88页。）可悲矣，上海前线失守，“巩固首都”一事即成泡影！
南京危矣！
.空袭从8月开始
南京也算是笔者的故乡。南京更是朱成山的故乡。朱成山后来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搞成中外著名的场所，与他对南京这个城市的感情有关。他说他的爷爷在当年日军侵占南京时就在市中心新街口的一家银行上班。“日本人打来后，爷爷逃回了老家六合。爷爷常说，日本兵杀人如麻。”数十天后，他爷爷回到南京时还到处能看到暴露在外的一堆堆尸体。朱成山因为爷爷在南京工作的原因，从小在南京长大。后来在南京当兵，转业后又很快当上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他是属于命里与“南京大屠杀”结缘的南京人。
在我写作之中遇到的许多南京人，他们说起“爷爷辈”的事情时，几乎都能说出一段段各不相同的有关日本人在这个城市留下的罪行。
日本人最先对南京犯下的罪行是8月初开始的大轰炸，因此南京保卫战其实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这一年——197年8月15日即淞沪大战的第三天，日军战机便开始向南京实施大轰炸，而制定轰炸南京的计划则是在9天前的8月4日，日本军令部次长已经向在华的第三航队司令部发出了战斗指令，要求他们立即制定攻击南昌、南京、句容、蚌埠、广德和杭州的空袭计划。首次攻击南京的是第一联合航队的木更津航空队。
上海的中日大战刚刚拉开序幕，小日本的军机就将目标直指近在咫尺的首都南京。下面是一个名叫中佐阿信夫的人在他的《支那事变战记·海军航空战》一书中所描述的日军首次袭击南京时的场景与心境：
第一回渡洋爆击南京
（197年）8月14日以来开始了我海之荒鹫的渡洋爆击行动。当天目标有杭州和广德。翌日扩大到杭州、南昌、南京等地。
在此行动中，空袭中国首都和军事中枢南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精神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这天上午9时半许，我海之荒鹫越海长驱，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南京上空。南京城在暴风雨中摇摇欲摧。这里，并非晴天霹雳，而是在大雨中突然听到雷霆。许多炸弹从云中落下，敌军狼狈不堪，南京市民惊愕不已，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这也不奇怪。
我海之荒鹫穿破密云急速俯冲，一机又一机，一队又一队，在南京城头穿梭一般掠飞，坚决对准敌人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果敢猛烈的轰炸。下边警报汽笛声大作！从紫金山开始，然后是从围绕着南京城的防空阵地上，中国兵用枪炮向我低空飞行的海之荒鹫胡乱地射击，炮声和炸弹爆炸声在暴雨中混成一片。
敌10余架轻快的战斗机，迅速起飞努力进行防卫，在雨中的南京上空展开了极为壮烈的空战。
那时，我机队对南京城内外敌航空基地的飞机库实施轰炸，炸毁了栋飞机库及其指挥所，还有库外的飞机8架以上。
这一天，在南京及苏州上空的空战中，确实击坠敌机9架。
这第一回空袭南京行动，无论是在我国的航空史上，还是在世界航空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一大历史壮举。
然而，为了这个伟大的战果，我军也付出了出乎意料的巨大牺牲。昨天以来，我军损失了8架飞机，机上可贵的空中勇士也大部分阵亡了。
他们的牺牲，主要由于天气浓云密布，以及在对敌军事设施和机关目标实施超低空轰炸时，受到敌人防空炮火有力打击的结果。
这种掠过南京城头的英勇的超低空飞行令世人震惊！由于天气不好，有可能危害到非战斗员及第三国国民，我们从皇军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影响出发，对此后果进行了认真考虑。
我们第一回空袭南京的伟大战果引人思考。我们对一去不归还的荒鹫上的英灵充满敬意。让我们听一听关于实战的谈论吧！下边是越洋空袭南京的官兵们在士官室里的议论。
司令说：“至今为止，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对南京的第一回轰炸。大家第一仗，就冒着猛烈的台风，大举进行从未进行过的越洋空袭。而在此前的1日中国空军重型轰炸机夜郎自大地在上海上空逞威。这令人十分遗憾！因此，大家都下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壮决定！我认为，大家在暴风雨中干得太棒了！当然，在第一回行动中，我机队牺牲很大，这决不会忘却！”
接着，一名荒鹫队员谈了战斗情形：“接到司令的攻击命令后，我们机上的人都不折不扣地勇敢行动起来。海上视线极差，乌云翻滚，飞机高度仅70米，可以说是贴着海面飞行的。风暴异常凶猛，真担心机翼会折断，但它却很坚固。
不知不觉，我机队已飞到了大陆，发现了著名的太湖后，将飞机拉高到00米。这时，有架敌战斗机勇敢地冲了过来。空战进行了0分钟，我看见了1架敌机坠入湖中，另有1架在田地里迫降。
此后，我机队飞至长江上空，高度降到00米。我机队沿着通往南京的一条大道直逼南京城。
云层仍很厚，我机贴在云层下400～500米的高度飞行。
我机队Y分队的飞机轰炸了明故宫机场，Ⅰ分队几架飞机轰炸了大校场机场，炸毁了许多飞机库及在停机坪上的敌机，在明确战果后，它们返航了。
下关、紫金山及机场等处防空炮台上的高射炮和机枪对空中进行了猛烈射击。
我位于分队的首架飞机上。轰炸过后，正与敌5架战斗机遭遇。经过一番空战，击坠了架敌机。我分队的第4号飞机发动机好像中弹了，渐渐同机队拉开了距离，终于被敌机集中进攻，起火落地。
当时，我的1号机也多处中弹，侦察员渡边曹长中弹阵亡。接着，发动机也中弹了，只剩一台可以工作。因此，飞行速度骤减，高度也不断下降。将机上重物全部投弃后，飞机维持了100米左右的高度，飞到太湖附近。
为了保护指挥官座机，号、号机数次折返到我的机旁。尽管我命令它们立即返航，但它们仍飞回来。这样下去，我分队必将全部成为敌机攻击的牺牲品。于是，我强令僚机先行飞去，我机则用一侧的发动机，以一半的速度，勉强维持了150米高度，单独返航。
由于无线电收发报机中弹不能用，所以我一时产生过悲壮情绪。但是看到部下都沉着地执行着各自的任务，我感到一定能冲破敌人空域平安返航，而决不应有绝望之念。
当飞机在济州岛基地着陆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平素训练的结果和部下的信赖。”
司令一直听他讲完后，又说：“你在电报中报告称，我机现正用单引擎作单机飞行，航速X公里。此后几小时没有再报告一句话。我失望了，误以为你的1号机同4号机遇到同样命运了。哈……”说完后，惨笑了。
这一天，受损失的还有I分队和H分队。H分队长说：“我分队飞至中国大陆时，什么也看不见，并且与别的分队分开了。这时，我透过云层见到了芜湖市街。我曾想过，就顺便将这里的机场炸掉吧！但又一想，对南京的第一击是大事，所以没有随便投弹，一路飞向南京。
不久，见到了明故宫，于是在500米高度轰炸了地面的敌机。
紫金山上射来了猛烈的炮弹。我机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一圈，发现了大校场机场后，投弹将地面4架敌机完全炸毁。
这时，敌军的五六架飞机前来挑战。经过空战，击落了其中的架。此时，我分队的4号机中弹起火，倾斜逐渐下坠，着地时燃烧起来。在此前后，号机也坠地起火爆炸。
完成了轰炸敌机场的任务后，我想无必要在低空受敌炮火伤害，便毅然拉升飞机高度，飞入云中。
进入云中后，外边什么也看不见，与号机也飞散了。虽然通过无线电报得知该机平安，但此后小时的盲目飞行非常困难。
不是悲观，只是与战果相比，我分队损失比其他分队多一倍。回想起僚机坠落情景，返航时我一心想下次一定要狠狠报仇！
司令接着说：“对南京的第一回轰炸，由于天气恶劣，云层低，又都是实施低空袭击，因此对敌人打击很大。然而，我们也遭到了损失。报仇之举就是对南京第二回轰炸，这样大家可以出出气了。”
以上是第一回轰炸南京的情况。
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战时旬刊》［民国二十七年(198年)一月二十八日］上转录日本《亚细亚》报刊发的日军战地记者采访日空队长平本谈第一次轰炸的“战斗经历”，题为《小小地轰炸南京》的文章，同样记录了日军飞行员首次轰炸南京的详情。
从以上日军现场所述可以看出首次轰炸南京时的强盗心境，“激动”和害怕、“胜利”和惨败皆能详尽一睹。这些来自敌方的真实记叙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当时其实也不含糊，尤其是防空力量的坚决反击，给予了日本侵略者最沉痛的打击，这与之前蒋介石他们事先安排的首都防空计划有关。据笔者查阅到的，日方第一次轰炸南京的飞机共0架，由木更津航空队林田少佐指挥，上午9时从日本本土的大村空军基地起飞，横跨东中国海，直抵南京。下午点50分到点半之间以南京机场为主要目标实施了轰炸，晚上9点0分才回到本土，被我方击落4架。
8月16日，日机再次准备袭击南京，由于海上台风起，日军机临时改为轰炸苏州机场。两天下来，日军机损失很大，担任空袭南京的木更津航空队由0架飞机减少到了8架，“这是由于在恶劣的气象下，断然进行白天和黑夜低空攻击的缘故”，日方这样称。损失数量如此之多，给日军的心理上打击很大，“由于牺牲的增加，使对渡洋轰击产生不安情绪”。于是，日大本营调整轰击战术，尽量少用本土上的军机进行隔洋袭击和低空轰炸，改用驻台湾机场的军机飞抵中国大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