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家诣台待罪的事件中，有一重要细节，值得特别加以记述。这天，周顗老先生将入朝觐见皇上，峨冠博带，行色匆匆，格外引人瞩目。王导素来与其相善，此时见他即将入朝，知其即将面见皇上，于是便求救于周老先生，到底是个机会啊。王导当即呼之曰：“伯仁（周顗字），以百口累卿！”意思是：伯仁老兄，此事闹大了啊，我王导真是有口难辩清白！若是皇上怪罪下来，王家几百口人的性命就完了。在下恳请您代为向皇上求情，讨个宽恕——让您受累了，拜托了！
周顗看了看王导及其身后跟随的王家子弟，沉吟片刻，当时并没给予明确答应，就那样默默地进去了。这个周顗，就是曾经优先让王羲之“啖牛心炙”的那位仁慈长者、当朝元老、海内名士周伯仁。倘若他此时看到王羲之也在跪伏请罪的行列中，必定会心生怜悯。他知道，这些少年都是无辜的，他们尚未参与世事，不该受这等连累。面对此情此景，周老先生惨然于心，但未将心情流露于面目之上，也没有跟王导多说话。老人家是稳重的，也是讲原则的，在这种事关国家的大事面前，他不能私下里答应任何请求。
周顗进朝，觐见皇上，他没有直接在元帝面前为王家求情，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国家当前的政治态势。周顗的意见是，不可因王敦造反而连累朝中王氏家族，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有功，而是因为王家至今依然是国家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此时，王氏一门权势甚重，若诛杀王家，等于在乱局中火上浇油；反过来，如果善待王家一族，则似釜底抽薪，庶几可以挽救一时的危机，至少不至于玉石俱焚。晋元帝听从周顗的意见，明令朝野，王敦造反乃其一人行为，王氏家族无罪。
周顗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对当下的东晋政权的内外形势洞若观火，提出的政治方案十分正确，分析相当客观，也相当有效。这样的人才是真名士，才是真英才。司马睿接受了周顗的政治方案，也算是明智之举。于是他立即行动，亲自召见王导入宫议事。王导此时尚不知朝廷里作如何处分，所以他令兄弟子侄们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许随意猜测议论，继续跪在原地待罪，等候他的消息。
司马睿见王导进来，拿了王导前日脱下的朝服，郑重地给他穿上，态度诚恳地说：老先生啊，你这是何苦呢。王敦叛逆，自是他一人罪过，与卿何干？与诸位子弟何干？你我虽为君臣，然知情知心，多年来亲如手足，当此之时，卿当与我分忧，怎么自远自外了呢！为祸国家的是那个人，跟王家一应老小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咱俩多年来患难与共，彼此赤诚，这是谁跟谁啊，是不是？
王导见皇上不加以死罪，深深稽首，曰：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承想竟出在我们王家，真是想不到的事啊！皇上如此宽大为怀，真让我这个老朽无地自容啊！说罢，竟然老泪纵横地哭了起来。
司马睿急忙站起，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王导跟前，扶起这位老臣，执其手曰：茂弘（王导字）啊，现在朝廷正等待你的救国之策呢，能否平息这次**，还要看你的方略大计呢，你怎么还说这些话呢！还是快来商量一下怎么平定叛乱吧，不要再说那些感伤的话了。我现在就指望你了。
政治家也好，政客也好，无一不是现实主义者。即使政见不和、暗藏疑窦、彼此心怀鬼胎，也都要面对事实说话。事实之中存在深刻的利益关系，即使皇帝也不得不考虑再三。此时王家以自甘屈辱的方式请罪，那就顺坡下驴，也好借助他们王家的力量挽救覆巢之危。这边王家就盼着皇帝开恩不罪，以便躲过这场政治飓风，自然是喜出望外。王家终于从岌岌乎哉的危急中求得安全，王导以柔克刚勉强自保，自然没有更多奢求。如今皇帝不加怪罪，亦是万幸，作为王家的头人，王导当然愿意为朝廷继续效力。司马睿面对难题，自己无力对抗，只好拿了土块打坷垃，指望着解铃还用系铃人。
羲之跟随王导向朝廷请罪，看似循例，实为不得已。族长号召，羲之不好忤逆，也难以超然于外。王敦不满朝廷，早有造反之意，羲之是知道的。羲之未曾告发，也不曾对人言及丝毫，自有其为人的原则。王敦对羲之一直存着厚爱，另眼看待，羲之铭记于心。羲之的亲叔王廙现为王敦手下大将，而王廙又是羲之的书画老师；时任王敦从事中郎的周抚（史书称其“与邓岳俱为敦爪牙”），是羲之敬重的好友。此时羲之的政治态度如何，值得寻思，难以说得十分明晰。
四月，王敦军队的前锋攻打石头城，即首都建康的外城，刁协、刘隗、王导、周顗等三道军队受命出战。但是，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对抗不了王敦身经百战的精良部队，六军败绩。镇北将军刘隗失败后，觉得大事不好，竟然投奔石勒，将自称忠臣的名号扔掉，投降了敌国——石勒是东晋在北方的主要敌人。刘隗投降石勒后，官至太子太傅，后死在北方。这个曾经劝元帝“尽诛王氏”的人，给东晋王朝带来了几近倾覆的灾难，可见他的主意不是为了国家大局，而是别有用心。刘隗经常挂在嘴上的“竭肱股之力，效之以忠贞”，到头来成了彻头彻尾的欺骗。这种靠阿谀逢迎讨好主子的口舌小人，往往都是口蜜腹剑招惹是非的家伙，他们的心底里并不存在所谓的忠诚，道德师爷的说教往往是欺世之词。从这一点看，王敦的讨伐奸邪，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元帝见此情景，无计可施。
不得已，朝廷遣使向王敦请求息兵。
这就是说，朝廷告饶，皇帝服软了。
兵临城下，王室挂了白旗。王敦于是进城，俨然得胜之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路人不敢侧目。他得意洋洋地自封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武昌郡公，邑万户。此时的王敦，即使想要杀了皇帝自己登基，也无人敢阻挡。王敦进城后，首先杀了尚书刁协、骠骑将军戴若思、尚书左仆射。这是他起兵的缘由，也是目的。只可惜让刘隗那小子逃走了，王敦对此遗憾不已。
接着，王敦做了一件足以遗臭万年的错事——杀了护军将军周顗。此举实属残酷枉杀，周伯仁于黄泉之下，当难以瞑目。周顗受朝廷之命组织军队讨伐王敦，对于臣子来说，天经地义、义不容辞、无可厚非，政治上完全说得通。而且，周老先生在御前曾经直陈利害，分析大势，其说辞中并无对王氏一家有半点儿以偏概全的伤害。虽然他提出的政治方案是为了东晋的天下安定，但在客观上，也保护了王家数百号人的性命啊。
然而，王导对刚刚发生的这些内情并不知晓。为什么周顗没有将他在皇帝面前的陈情之词告诉王导呢？因为周顗明白，他的原始动机和理念诉求，并非出于保护琅邪王家，而是出于对东晋天下大局的考虑，故此未曾在王导面前提及自己的善意，也没有说自己的陈辞说服了皇上因此也庇荫到王家。这不仅显示出周老先生的睿智和忠诚，且足见其人品的厚道、磊落和自重。周顗不曾拿了这事给王家送“人情”，说明此人襟怀坦白，浩气贯于长虹。
可是，没有及时获知内情的王导却以为周顗见死不救，于是耿耿于怀心生怨愤。王敦进城后，曾与王导商量谁该杀谁不该杀。当王敦问到周顗这个人该如何处置时，王导沉吟良久，没有说话。王敦念及周顗的威望，再问王导，这个人到底是留呢，还是不留？王导念及诣台待罪时周顗不曾当面给他的请求一个明确的允诺一事，依然沉吟不语。王敦明白了王导的意思，于是杀了周顗。这件事，足见王导此人心胸狭隘，处事阴鸷，缺少仁厚。王导枉顶了政治家的头衔，他怎么不深入想一想，周顗事前事后没有明示帮忙求情，但事实是，周顗进宫见了皇帝后，王氏一家就被免罪了。你王导一大家人诣台请罪，数日不曾有什么作用，周顗进去一席话，事态立即发生了大逆转——谁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不是昭然吗？所以说，王导的为人算不上个明澈的君子。
元帝见王敦不断地杀害大臣和随侍，实在不堪忍受，就派遣侍中王彬（羲之的亲叔，王廙的弟弟，也是元帝的表弟）劝王敦手下留情，尽快息兵，王彬欣然受命前往。
王彬在前往王敦大将军府的途中，先往周顗的灵前拜哭，含泪述说了周老先生的功绩和仁德，请老先生在天之灵给予原谅，王家将永远记住老人家的高尚品德。然后，王彬才去见大将军王敦。对于这次事件的内情，王彬是知道一些的。他认为德高望重的周顗死得太冤枉，所以只身前往，为冤魂而号哭。
王敦听说王彬没有直接来拜见他，而是先去周顗的灵位前拜别，明摆着就是在指责他嘛，当即大怒，欲杀之。面对寒光闪闪的刀枪和不可一世的王敦，王彬毫无惧色，当着王敦和众人的面为周顗之死慷慨陈辞，并谴责王敦的残忍和不义。
王敦依然愤愤，他既不肯认错，也不肯放过王彬的性命。
王导得知王敦要杀王彬，急忙派人前往，劝王敦不可造次。王敦看在王导的面上，终以彼此从兄弟的关系，最后未对王彬下毒手。每读此节，人们都会对王彬报以崇高的尊敬，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名士、壮士、烈士！王家有此一人，足以光照千古，其余不足论矣。当然，由此也可见出王敦的气焰此时是何等的嚣张，生杀予夺尽出己意，其作威作福之状，虽董卓、曹操、司马懿之流亦不能望其项背。
王敦坐定首都，置天子于不顾，视朝廷为多余，必欲了尽愿望，发泄他多年的怨愤。如今，他满足了，凡是他看不中的人都被杀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已经身负骂名，周围的寂静中隐藏了恐惧、不屑和诅咒。他深知不便久留京城，于是矫诏号令，加王导为尚书令，以王廙为荆州刺史，自还武昌。
前此，司马睿命其叔父司马丞为湘州刺史，以牵制王敦的势力；王敦此时哪还肯留下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使王廙“杀丞于道中”。王敦此时之所为，已经达到目无朝纲、丧心病狂、随意杀戮的程度——军阀得势，淫威发散，祸国殃民，史上不乏此类。
七月，王敦自加兖州刺史，以郗鉴为安北将军。石勒手下大将石季龙攻陷太山，执拿守将徐龛。太山郡属于兖州，太山失守，兖州难以据守。兖州刺史郗鉴于是自邹山退守合肥。尚书右仆射纪瞻上疏，请征召郗鉴，加以权柄。上乃征拜郗鉴为尚书。郗鉴以疾不拜——称病不肯就任。郗鉴退守合肥后，琅邪危在旦夕。八月，琅邪太守孙默叛降石勒。至此，琅邪王氏的祖籍陷入敌国之手。
十月，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卒，年四十七。王廙是羲之的亲叔，也是一位修养全面的才子、文人、艺术家，平生对王羲之的生活、学业多有关照。在王氏亲族中，羲之与叔叔王廙、哥哥王籍之二人最为亲密。王廙的去世，给羲之以极大的打击，羲之为此痛苦万分。
王廙是元帝的表弟，王敦造反，司马睿曾派王廙前往劝止王敦，但是，王廙不仅没有说服王敦，反被王敦说服了。由此可见，王廙在政治上不如他的弟弟王彬清醒坚决。还有一种可能，王廙本人对朝廷也心存怨艾，尤其看不上刘隗、刁协一班口蜜腹剑的小人，所以才被王敦说服了。这种行为，当时被称为“受任助乱”。王廙这么做，反映了王氏家族对朝廷的普遍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王羲之的政治立场。
王廙虽然参与了王敦的造反，然其病卒之日，皇帝司马睿还是感到十分悲伤。“帝犹以亲故，深痛愍之。丧还京都，皇太子亲临拜柩，如家人之礼”，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这里的“犹以亲故”，是说王廙和司马睿是姨表兄弟。实际上，司马氏的举措只是一种政治示好，是做给王氏家族看的，特别是给王导看的。其潜台词应是：看嘛，就连参与王敦反叛的人，朝廷都能如此厚待，生前未加责怪，死后备殊哀荣。我退让至此，你王家还想要让我司马氏再做些什么啊？仁至义尽了！
精心策划，掬示诚意，安慰笼络王氏，也是不得不尔之策。
十一月，王敦以司徒官属为留府，自往武昌，遥制朝政。是年闰十一月，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年四十七。庙号中宗。司空王导受遗诏辅政。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时年二十四岁。司马睿的“忧愤而死”是可想而知的。他身为皇帝却不能左右朝政，处处掣肘，心有不甘，亦属当然。而臣下造反，朝廷奈何不得，最后只能屈膝迎乱臣入都城，任其杀伐摆布，所谓朝纲，已经体无完肤，奈何奈何奈若何！司马睿一定有过这样的慨叹：我这个窝囊皇帝啊，和当年的任人摆布的汉献帝有什么不同？和末代皇帝曹髦有什么不同？
司马睿忧愤交加，终至于死。（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