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社会，作为士族出身的王羲之，将会以何种态度从政，将如何策划他的仕途呢？王羲之是典型的出身于士族大家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其人生轨迹是有共同点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王羲之的前人，看他们是怎么样走过人生道路、怎样面对社会的。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的“前车之鉴”。至少，这些人是定位王羲之的历史参照物。
陆机、陆云兄弟
第一个例子，是陆机、陆云兄弟。
“八王之乱”那出延续十六年的连续剧中，第四幕里有陆机、陆云兄弟的身影。陆机，字士衡，吴郡人，身高七尺，声如洪钟。年轻时有奇才，文章堪称无双，其人笃信儒家，举动都合礼仪。晋武帝太康年间，他和弟弟陆云一起到了洛阳，吴王司马晏出京镇淮南，用陆机做郎中令，调任尚书中兵郎，转任殿中郎。这些职务大率属于军中高级参事之类。陆机有条好狗，名黄耳。陆机在吴王处就职，时间长了，难免思乡。有一天他笑对黄耳说：家乡久无书信，你能带我的信去打听一下吗？黄耳摇着尾巴叫。陆机是个才情茂盛的人，当即就写了信，用竹筒盛着，系在黄耳的脖子上。那犬寻路向南跑去，最后竟寻到了陆机的老家，且得了家中回信，复又回到洛阳。当是时，成都王司马颖居功不骄，对下属温和虚心，陆机见朝廷屡发变乱，认为成都王是一位英才，于是投身于颖。司马颖用陆机参与大将军事，表奏陆机为平原内史。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嫉妒陆机的提升，对司马颖说：陆机自比管仲乐毅，这使将军您的脸上很是无光啊。司马颖当时没说什么，然心生暗影，对陆机有了疑心。
陆机刚当上将军，营中牙旗被大风折断，心存烦闷。陆机带兵列队出征，从朝歌向洛阳进发，军鼓阵阵，时人言“声闻百里”，盛况为汉魏以来所没有。长沙王司马乂奉天子之命，与陆机在洛阳附近的鹿苑作战，陆机大败，部队混乱不堪，掉到七里涧中死的人就像堆起来的山丘一样，涧水都流不动了。当初，宦官孟玖的弟弟孟超很受司马颖宠爱，后来他的任职不及陆机高，今见陆机败，就在司马颖前说陆机有造反之心。成都王手下的将军中，王阐、郝昌、公师籓、牵秀等人都是孟玖重用的，他们建立攻守同盟，一起为孟玖作证。司马颖信以为真，大怒，派牵秀去秘密逮捕陆机。天明时分，牵秀的军队到了陆机营中，宣布逮捕令。陆机听了，脱下戎装军服，穿着白色单衣与牵秀相见，神色自若。陆机当场给司马颖修了一封信，措辞哀婉凄惨。陆机在军中被害，时年四十三岁。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同时被害。陆机没犯死罪而被害，士卒为之痛心，将士没有不落泪的。这天正值沙尘暴天气，昏黄的雾气突然席卷而来，大风吹断树木，黑暗笼罩四野，接着又下了一尺深的大雪，人们认为这次气象突变表明陆机的冤枉。
陆机天才出众，文采超凡脱俗。时人张华曾对他说：别人写文章经常担心才华不够，而你却担心才华太多，生怕约束不住而流彩四溢。陆机的弟弟陆云曾写信对哥哥说：这里有人见到兄长的文章，就想把自己的笔墨和砚台都烧掉。葛洪也曾著书称：陆机的文章就像玄圃中积累的美玉，恢宏富丽，清新飘逸，是一代顶峰。这样一位写出过《文赋》的大才子，为什么非要依附权贵呢？这里有个解不开的纽结：在专制社会中，由于绝大部分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都被权力中枢所控制，知识分子只有靠拢政治主流，才能得到较好的社会地位，才能贯彻自己的价值观，才能放大自己的才华和影响力，于是权力就带有了强烈的吸附性。儒家学说是知识分子的人生圭臬，而儒学主张的积极入世以及轻商、贱农、不屑百工的意识，助长了这种“求闻达”必去官府的心理，许多知识分子因此自觉地进入了万劫不复的“政治黑洞”。陆机喜欢交游权贵，和贾谧亲善，时人多有微词，也被后人讥笑。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制度使然。文化人单靠个体的自觉往往对付不了主流意识形态和资源力量的巨大磁场。陆机所著文章一共三百多篇，大部分还在流传，这是他的大幸运。作为一个生活于权力中枢的文人，面对动荡、无序、杀伐无据的时代，陆机的遭遇几乎是必然的。还有，文人往往感念知遇之恩，稍有恩典便思涌泉相报，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因此而投错胎的人，多矣哉！古典文人这种以江湖方式对待现实生活的做法，让很多人吃了大亏。在一次**中，得胜的齐王司马囧怀疑陆机、陆云兄弟当初可能为司马伦撰写过禅让诏书，逮捕后要杀掉他们，成都王司马颖听说后，为陆氏兄弟辩明了是非，陆机视此为救命之大恩。后来司马颖委任陆机为平原内史，陆云为清河内史，两人更是感恩不尽。当时齐王手下的东曹掾张翰（字季鹰）觉得陆氏兄弟这么快得到提升不是好事，曾对陆机说：京城乃是非之地，我想辞官回老家吴中去过几年安稳日子。陆机兄弟和张翰是老乡，对好友的做法虽深表理解，但他们当时正在人生的“正午时分”，哪肯和张翰一起回去！陆机陆云表示：一定要为司马颖立功，等报答了他的恩情后再说回乡之事。《世说新语.时鉴》载：张翰“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乃挂帆而去。许多年以后，辛弃疾在《登建康赏心亭》一词中写道：“休道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其中典故，说的就是陆机兄弟和张翰的故事。正是士大夫这种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和知恩图报的意气，让许多才华横溢的人误入歧途下场悲惨。到头看了，反不如那些求田问舍的平俗之人更为智慧。
陆机兄弟的经历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很难具有独立性，要么依附，要么二心，中间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可供知识分子选择的世外桃源。多年后，我们能从王羲之的人生选择中看见这些人的影子。王羲之努力摆脱某些羁绊，其内心追求的实际上是某种独立性。
潘岳
另一个例子是潘岳。
关于这个人，本书第一章中略有记述，在此作些补充。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河南荥阳中牟人，世人亦称潘安。潘岳品貌潇洒，书卷风流，千百年来被人们称为最高档次的帅哥，与春秋时期的美男子宋玉齐名，世人有“才比子建貌如潘安”之语。少年时代的潘岳就已美名远扬，为时人所羡。他拿着弹弓出去玩耍，会被许多年轻女子围拢在圈子里，嬉笑玩耍，不肯让他离开。她们总是给他很多水果和鲜花，手里拿不了，女子们就把花果放在他的车上，因此有了“掷果盈车”的典故。文人左思和张载钦羡潘岳的艳福，曾仿效潘的样子乘车出行，然而得到的却是女子们的唾沫和耻笑，甚至有人朝他们扔石子，因为他们长得不够好看。
根据九品官人法，潘岳年纪轻轻就被举荐为秀才，少年得意。因为才貌双全，各方面的男女都不吝言辞给予他美好赞许，如同今天的影视明星。后潘岳被举荐到西晋宫廷，成为平民子弟中平步青云的人物。在宫廷里，潘岳很得嫔妃们的喜欢——年轻貌美也是资源啊。那年的元日，晋武帝为了表示重农事，亲自驱牛耕田，借此为天下垂范。皇帝得意，要潘岳写一首《籍田赋》赞美此事。潘岳才情茂盛，一挥而就。那篇专事歌功颂德的诗词得到晋武帝的好评，潘岳的名声于是更大了。
潘岳的才华得到名儒杨肇的赏识，他在自己的女儿才十岁时就将之许配了潘岳。两人完婚后，感情笃好。但少年得志的潘岳不久就遭到当朝一些老臣的嫉妒，他们说“潘岳为人浮躁”，徒有其表，华而不实。潘岳在其《秋兴赋》中说自己三十二岁“始见二毛”，虽然不无自诩，然该赋中已有了伤感年华的意思。潘岳能写出“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茆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譬犹池鱼笼鸟而有江湖山薮之思，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说明此时的他，还有几分清醒。繁忙的政务，被耆老排挤，而年华即逝，潘岳时常陷入郁闷，妻子杨氏给了他很多安慰。潘安的母亲是个明白人，她常常开导儿子。就婚姻和家庭来说，潘岳是顺利的。
潘岳既非出身于锦绣显贵之族，也非穷困潦倒之家，是个中下层家庭的读书人。他在诗中写道：“野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这显然就是他的执政思想；“祇奉社稷守，恪居处职司”，说明他愿意做个安分守己的官员。在他的诗歌《内顾诗》中，有“人生若朝露”的感慨。作为一名地方官吏，潘岳是合格的。如果生于清明年代，此人当有所享誉。不幸的是，潘岳跑不出那个社会的风眼，不久就被他的靠山加文友加领袖加权臣的贾谧带进宫中，潘岳视此为大幸。当时很多老朽不肯让这个年轻人在中心权力分一杯羹，更担心潘岳受到皇帝的信任。他们合谋将其下放到河阳县任县令——挤出了朝廷。这对潘岳本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坏事——朝廷腐败，大权被老家伙把持，彼此勾心斗角，政治凶险极大——离开是非之地，也好。
潘岳在河阳做了十年县令，关心民间疾苦，本人也算廉洁，加上风采灿然，多才多艺，很受百姓爱戴。除受理案件外，潘岳还十分关心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他的最为突出的一项政绩，就是绿化河阳。潘岳号召官民一齐努力，于山野平原遍种树木、花草和中药。这一举措不仅将河阳变得风景秀丽，药材收入也让百姓得利甚多。河阳在当时就有“花县”之称。后人李白有诗道：“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地逐名贤好，风随惠花春。”才子李商隐也有吟咏：“河阳看花过，意不问潘安。”作为一名地方官，潘岳可谓能吏。这样的官员，若是清明盛世，会有一番作为的。
元康九年发生的事变，把潘岳推到风口浪尖上。是年腊月，贾后贾南风以惠帝生病的名义要太子进宫。贾谧交给潘岳的任务，是以太子的口气写一道文书，内容是叫惠帝自我了断，另立司马道文（太子的儿子）为太子。这是一出逼宫戏，也是一次丑陋的政变。潘岳听了，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贾谧见他迟疑，声色俱厉地说：“克期而发，不得延误。”按封建礼教论，臣子之最大罪过就是弑君，信奉儒学的潘岳不会不知。当他被迫接下这一任务，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他深知这将是一件“遗臭万年”的丑事，但不得不写。如果不写，马上就得人头落地。况且这旨意还是来自他的政治靠山、文坛领袖贾谧呢！
于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专制淫威的严逼下，潘岳怀揣十二分的恐惧，写下那篇逼死太子的臭名昭著的文字。设身处地想，潘岳当不会以才华而自居，也不会因起草“重大历史文件”而平添虚荣吧？潘岳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被迫陷入窃国盗贼的团伙之中。他颤颤巍巍、如履薄冰、满心羞愧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杀人的刀剑悬在天灵盖上，一介文人不可能发出悲愤的呼喊，更没有独立的声音——在封建统治者中间混事的文人，大都像墙头草，哺醨食糟，随波逐流，自觉不自觉地歪倒在权力斗争的臭水中，有人还以为那是别人“不得相与”的高尚游戏、上流会餐呢！
是日，太子大清早尚未用过早餐，就被叫入宫中。一入大殿，见贾谧端坐上面，就有几分惧怕。贾谧叫宫女将一大罐子好酒给太子喝下去。太子称自己本不善饮酒，况且早上空腹，更不宜用酒。贾谧冷笑说：这是皇帝的命令！不想喝也得喝！太子不得已喝下那酒，不一会儿就觉得飘忽不知方向。宫女拿来笔墨纸砚，让太子对照潘岳起好的那份稿子照猫画虎地抄一遍。太子看了那文字，其中竟有自称谋反的话，当时手不能握笔，身子歪斜，“其字半不成，（贾）后补成之。”他们将这个杜撰的东西拿了给惠帝看，惠帝当即召开所谓的御前会议，下令赐太子死。大臣们看了那份所谓的太子叛乱书，大都不敢言语，只有张华和裴不相信那是出于太子的真意，并力保太子无辜。他们旁征博引，反复争论，会议直到傍晚还没弄出个结果。贾后担心夜长梦多，请把太子废为庶人，又自作诏书“许之”。张华和裴好歹保住太子一条命，退朝而去。贾后立即派人到东宫宣布诏书：废太子为庶人，将其和三个儿子一并囚禁于金墉城，并下诏杀掉太子生母谢淑妃和太子侧妃蒋俊。几天后就是春节，贾后又唆使东宫太监自首，说太子在那边联络人造反，下诏将他们父子几个送到洛阳之外的许昌宫囚禁。路上，太子的长子病死，当时只有四五岁。
这故事太残酷了，所有的情节几乎都和那个假造的谋反文书紧密相连，而潘岳就是捉刀者。虽然他是出于无奈被人威逼，到底还是为虎作伥者之一。潘岳自伪造了所谓太子谋反的文书后，心神不安，恍惚间如有鬼魅环绕。如果当初他在政治上不曾投靠贾谧，或婉拒不拜京中之职坚持留守外任，也许不会充当那个丑角而身负骂名。想当年母亲一再叫他不要图虚荣，不要跟随潮流——何等睿智的老人啊——作为儿子的他，却没有听进心里去。浅薄的文人没有根基，不经意间滑入深渊，还以为自己能屈能伸。青史之中，有陆机、嵇康存身处，无潘岳的立足点。
潘岳已经不是第一次陷入政治漩涡了。前次**中，他曾参加过杨骏的派系，后来主子失败，他差点儿丧命。在审查叛乱名单时，曾经受过潘岳施恩的公孙弘暗自救助，潘岳得以逃脱一死。公孙弘出身贫寒，潘岳任河阳县令时，曾经夸赞过他，公孙弘因此牢记不忘，出于报恩，他免了潘岳的死罪。这一次，潘岳以为还有救，因为得势的孙秀也是他的熟人。潘岳的父亲在琅邪（羲之老家）为内史时，曾经让孙秀服侍公子潘岳。少年潘岳看不上孙秀的为人，“数辱之”，孙秀因而怀恨在心。这一次，潘岳作为乱臣贼子，小心翼翼前往参拜中书令孙秀。他惶恐万端地问孙大人：还记得从前的交情吗？孙秀冷笑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潘岳于是明白，自己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不久，孙秀罗织罪名杀了潘岳，诛三族。晋书《潘岳传》：“俄而（孙）秀遂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为乱，诛之，夷三族。岳将诣市，与母别曰：‘负阿母！’”
潘岳为什么临死前慨叹“负阿母”呢？原来潘老夫人曾经多次批评儿子，说他太虚荣，缺少根基，劝他不要随波逐流。《晋书》有这样的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岳与崇辄望尘而拜。（陷）构愍（帝）怀（帝）之文，岳之辞也。（贾）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而岳贪恋浮名和权势，终不能改。潘岳的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贤达女子。或问：世间丈夫何多不及女子者也？试答曰：宦游者如在舟中，得风帆之力亦受风波之摇，未若女子之立于土地而作岸上观焉。
潘岳刚被收进监牢时，不知道大富豪石崇也在这次问斩之列。石崇既是当世的豪富，也是文人领袖。这次问斩，第一个是石崇，他早于潘岳被送到刑场。不久，潘岳也来了。石崇看见老相识，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邪！”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这里有个故事，石崇是个善于做作风雅故事的人，他曾经在一个叫金谷的地方举行过文人雅集，当时很多与会者都写了诗。后来这些诗被收为集子，号称《金谷诗集》，潘岳为之写了《金谷诗序》。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今日的情景恰好印证了文中的这句话。偶发一语，乃成其谶，其悲也夫！
潘岳的命运说明，那些文学上的轻薄浪子即或有些才华，如果政治上颟顸无见识无定力，时尚的虚荣会让他们犯下大错。一个惯于给宫廷唱赞歌的御用文人，一个没有独立思想动辄为人捉刀的才子，一个对权势卑躬屈节的官僚，谁能想象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醉心场面的人往往会卖弄才情，生怕有一天被主流所抛弃，因此失去了质朴与定力。这种人纵然能得意于当时，到底格调鄙陋，难免为后人所笑。《晋书.潘岳传》记：“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这篇赋辞藻华丽，表达了文人“闲愁最苦”不得不自得其乐的情绪，内中却藏了“心存魏阙之上”的焦灼。这种人，在那个年代，早晚要掉进是非祸乱之中。
此去经年，为时不远，王羲之应当看到潘岳的前车之鉴。潘岳的悲剧说明，个人对于皇权，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一个人在朝廷中做事，天天跟皇帝打交道，等于把自己放在刀尖上，因为那里是争夺最激烈的地方，是阴谋诡计最较劲的场所，也是最容易挫伤自尊、残灭性情的所在。所以，王羲之始终不肯像潘岳那样处身于权力中心。
贾谧与二十四文友
贾谧就是“红杏出墙”那个典故中的主人公贾午的儿子，前文有“窃香偷玉”的记述，此处不赘。贾谧本姓韩，因郭槐（贾充之妻）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弄死了，故贾充无后，于是就把外孙做了自己的继承人，改姓为贾。贾充于太康三年病死，死后追认为武公。司马玮、司马亮死后，晋惠帝和贾后用张华主持政事，社会平安了几年，此时贵族的骄奢淫逸达到了高潮。以王戎为例，王戎身为司徒，不为政事，终日以清谈为乐，不是出外打猎就是举行宴会，真可谓“于时浮沉，无所匡救”。王戎性贪，到处置买田产，出租放贷，日夜计算收入，还嫌不足。这人曾是名闻遐迩的竹林七贤之一呢，不知其贤何在！
尚书令王衍（既是国丈也是贾谧的岳父），其弟王澄，河南尹乐广，大都类似王戎。这帮人有钱有权有势且有闲，吟风弄月，拿捏高雅，以至于虚名泛滥朝野，上下争慕效之。他们成天手执拂尘，宽衣大袖，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实际上，他们最热衷的就是置办田产、封官鬻爵、行贿受贿，表面上却装成世外散仙的模样。这帮人以政事为俗务，满口老庄玄学，而国人不识，竟把他们看做了文明的标准，追随者众多，如醉如狂。武帝后期，八王之乱平，政局相对稳定，这本是励精图治的好时机，可那些士族精英却醉心于谈玄，个个都像是大哲学家、大诗人、大炼丹家，醉生梦死，白白浪费了历史时机。当时吏部尚书毕卓有一首诗：“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当时文人中，贾谧官职最高，又是皇后家族的继承人，身处众星捧月之处。贾谧才思敏捷，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主流文人的领袖。有人说他才气可与贾谊媲美，贾谧很高兴，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模样。他身边有二十四个文友，包括陆云、陆机、左思、刘琨，而潘岳为其首。就连那个因斗富而被流放的石崇，也在二十四文友之列，视沆瀣为清高，将沉沦做出世。潘岳的母亲多次警示他，不要跟那些浮薄文人贵族子弟在一起，可是潘岳抵挡不住潮流的诱惑，混迹其中，卑躬屈节，还为贾谧写了不少吹捧个人、粉饰时世的文章。
二十四文友的成员虽然复杂，但都有崇尚清谈、附庸风雅、醉生梦死之风。这些人后来分化为不同的小圈子，有的死心塌地做官去了，有的不得已而流入江湖，其中也有政治上的牺牲品。后来形成的竹林七贤，则是另类。当是时，儒学在乱世中显出其不足为依托的缺陷，很多士族知识分子便另寻解法，以图消减郁闷、重建信心，或竟逃离那个无常的现实。他们大多厌恶俗事，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于是出现了一群标新立异的人。这些人距离羲之不远，影响犹在，羲之是否会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呢——是个问题。
王羲之的选择，绝然不是二十四文友。王羲之是个清高之人，以他的清贵，很难与那些人为伍。文化人往往有这样的特点：对别人要求很高很挑剔，对自己却很随意。前者可以造就清名，后者则往往使人堕落，能兼得高标清贵与自爱自律之名者甚少。王羲之恰恰选择了这么一条路，他既不随波逐流与看不上眼的人沆瀣一气，同时也能自爱自律。这种选择大大增加了他的生存难度。
竹林七贤
西晋时的竹林七贤是连接两晋文脉的人物。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和阮籍，离世时间距王羲之出生只有四十年。两人都在公元二六三年去世。王羲之三岁时，七贤中的王戎（王羲之的近族）还在世呢！他们也许出生在同一间老屋里，也许王羲之曾见过那个行将就木、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缺牙少齿的先祖。即使当时未曾谋面，羲之也会从长辈那里得知王戎爷爷的风范。总之，竹林七贤对于王羲之此生要走的道路，一定是有些影响的。认识竹林七贤，对于全面了解王羲之，具有历史的、家族的、文化的参照意义。
所谓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稍晚，其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也不同于建安七子。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建安七子所表现出的思想风格，具有积极、清新、明亮、质朴、刚健的特点，而竹林七贤大都具有“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消极、散漫、颓废、不合作、自我放逐的情怀。
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人则先后投靠了司马氏。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四十岁后出仕，历任晋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竹林七贤对权势者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八年后分崩离析，各散西东。
在文学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
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
嵇康（—6），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世称嵇中散。善音律，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嵇康本姓奚，祖籍会稽，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执意不合作，招司马氏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冷遇，彼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其妻被其兄奸污。按照当时法律，这种乱lun行为是要处以重刑的。吕安征询嵇康意见，嵇康虑及他们同胞关系，建议善罢甘休（此亦可见嵇康、吕安的宽厚处）。可是吕安的哥哥反过来贼咬一口，诬吕安以不孝之罪——既为掩饰劣迹，也有霸占弟媳的企图。吕安被定罪，发配甘肃边地。嵇康觉得此事真乃欺人太甚，去京城为吕安辩护，因为他最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谁知道，吕安在发配途中忧愤至极，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是个多么不义的世界啊，我真想推倒泰山把那些坏人全都砸死，翻天覆地才好呢”的句子。吕安太幼稚了，他竟然没想到犯人的私信是很难寄达的。这封信被拆开后，送到钟会那里。曾经受过嵇康冷遇的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所用的罪证除了吕安的那封信，还有《与山巨源绝交书》。
钟会出于私心构陷嵇康，引起社会公愤。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好老、庄之说，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爱好打铁，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时人谓之“保身之道不足”。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的遗嘱安排，却是叫他们投靠山涛（那个他发誓绝交的人）。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这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注脚。嵇康的传世作品中，以鲁迅先生所辑校的《嵇康集》最为精善。
阮籍（10—6），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市）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常与嵇康、刘伶等集于竹林之下，肆意歌唱，酣畅狂饮，放浪形骸之外。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善于透过比兴、象征、寄托等手段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诗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阮籍在当时名气就很大，司马集团想拉拢他，但阮籍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着驴子离开，像是开了一个大玩笑。后来他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其动机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且营中藏有美酒三百斛（每斛两百斤）。他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从不发表政治见解。后来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口大醉生病，六十天不能见客，使司马昭没机会开口，遂作罢。阮籍先信奉儒学，见儒学不能“平天下”，而后走入老庄，但求畅然物外。他常常自己驱车信马由缰游走，有时于路穷处大哭，倾泻心中无以名状的悲凉与痛苦。
山涛（05—8），字巨源，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效忠司马氏，将从地方官调任朝廷，临离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山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惧陷祸乱之中，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山涛被举秀才，累迁尚书吏部郎、大鸿胪（鸿胪寺类似外交部）。在其任冀州刺史时，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山涛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在其后的三十多年官场中，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他为当时的晋朝选贤任能，对自己约束甚严，在流行泛滥的行贿风中，他坚守其节，实属不易。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历代文人对他有所非议，多少有失公平。究其一生，山涛既未迫害过曹氏成员，更没迫害过正直之士，而对有才之人则多有提拔。山涛在升任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后，位极人臣，并没像一班大官僚那样兼并土地。他生活简朴，雅操清明，不营私结党。他曾三次举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曾写过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是由山涛举荐而进入仕途的。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不贪，对待朋友赤诚坦荡，是个洁身自好的人。后世多以嵇康之书而鄙薄之，实在有失褊狭。
向秀（约7—7），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秀与嵇康、吕安交游甚多，但心有相异之处。向秀在《思旧赋》中写道：“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向秀喜好老庄之学，对儒家思想也有相当深的研究。他试图将儒道两家作个调和。向秀是一位学者，较少偏颇，处理实际问题时也和两位好友有不同。嵇中散被杀后，向秀深怀痛惜哀伤之情，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涉及的黑暗与恐怖，表达了向秀消极抵抗的态度。司马昭死后，向秀继续做官，但只是混碗饭吃罢了。
刘伶是另一类。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擅长喝酒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之，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刘伶对名教礼法的否定。他唯一的著作是《酒德颂》。刘伶矮小，容貌丑陋，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儿都不关心。泰始年间，他曾上书，主张“无为而化”，被斥为无益之策。罢官后，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以酒而寿终。他经常乘鹿车出游，手抱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他的车子后面跑，说：如果我醉死了，就便挖个坑葬了就是。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卷袖子挥拳要打他。刘伶从容地说：我这鸡肋般细瘦的身体，哪有地方安放老兄的拳头啊。对方不由得笑了，拳头也放了下来。刘伶病酒渴甚，向他老婆求酒。妇人涕泣谏� ��：“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你的话很好，可我不能自我约束，自制力差，必须当了鬼神的面发个誓才能戒了这酒。你赶快找些酒肉来，我好求神祷告。妇人曰：“敬闻命。”遂供酒肉于神前，请刘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不知不觉又喝醉了。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当时民间有七月七日晒衣的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者之服）于院中，与士族之纱罗锦绮形成鲜明对照。“大小阮”虽为叔侄，但却不拘长幼辈分，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他们都鄙视礼法和繁文缛节，以此抗议权贵奉行的所谓礼教。阮咸在母丧期间，穿着孝服，骑驴去追私恋的一个鲜卑婢女，曰：“人种不可失！”阮咸是杰出的音乐天才。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唐武则天在位时，曾有人在古墓中得一铜器，身正圆似琵琶，与竹林七贤图中的阮咸所弹的乐器相似，当朝太常少卿元行冲认为此物乃晋时阮咸所做器也，于是命属下改用木头照这铜器的形状来制作，弹出来的声音高雅而清亮，再加上阮咸本人善弹此琴，所以这种一度被称为中国琵琶或汉琵琶的乐器就有了自己的专用名称——阮咸。
王戎（4—05），字濬冲，琅邪临沂人。西晋大臣。生于士族大家，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阮籍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戎却说：像你们这样的人，谁还能扫你们的兴呢！王戎的父亲王浑，官任尚书郎，与阮籍是同事，交往颇多。王戎跟父亲住尚书郎官舍中，阮籍每次来访王浑，谈不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对王浑说：濬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有趣多了。话虽然这么说，实际上王戎在气质上与阮籍、嵇康有很大不同。晋惠帝时，王戎官至司徒，但他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王戎还有送人李子核，钻孔使之不能出苗的丑闻，被世人讥讽。王戎的悭吝是有名的，但他不怕人讥笑。其从子婚，王戎曾赠与一件单衣。比起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这赠礼也太微薄了，就这，他还深感后悔呢。王戎的女儿嫁给裴，当时王戎曾借钱数万给女儿（不算陪嫁），女儿每次回娘家，王戎的脸总是耷拉得长长的，不高兴。女儿知道个中原因，遽然还钱，王戎乃释然，谈笑如初。王戎既贵且富，区宅童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
以上这些人，都是羲之的前辈，在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名声。那么，王羲之将向他们当中哪一个或哪一类看齐呢？或者说，他的人生道路将和谁个更为接近些？他会像嵇康那样自由豪放慷慨陈词虽万死而不辞吗？他会像阮籍那样装疯卖傻佯醉佯狂一辈子只是混碗饭吃吗？他会像山涛那样奔走于权力中心而洁身自好吗？他会像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吗？他会像阮咸那样沉湎于乐律全不顾经世治国和道德礼法吗？他会像王戎那样热衷名利终日算计田产而“立朝无所匡谏”吗？抑或他将走出一条独特的属于自己的路？
这还要从他的一生的经历来总结。
咸和二年（7）十月，庾亮以苏峻存心叛逆，在历阳终为祸乱，欲下诏征之入朝，以为囚虎锁狼之策。举朝皆以为不可，王导劝阻，亦不被庾亮采纳。温峤等人建议庾亮在军事上需做些准备，以防不测，庾亮也不听。这件事，再次反映出庾亮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心理上的文弱——虎狼之辈，安能放置于权力中心！姑息养奸，必将为祸未来。
十一月，历阳太守苏峻知庾亮并不信任自己，私下开始谋划造反。十二月，苏峻起事，兴兵讨伐庾亮，叛军兵临姑孰，距离京城只有一步之遥。庾亮此时方后悔不迭，急忙施行戒严，使其弟庾翼以白衣领数百人守备石头城。这种薄弱的防御，哪能抵抗叛军的虎狼攻势！东晋王朝再次面临大灾难。
第六章山**上秘书郎
咸和三年（8）二月，苏峻的叛军攻势猛烈，很快就打到蒋山。蒋山，即今南京城内的钟山。王安石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中的钟山就是东晋时的蒋山。在军事攻守上，蒋山是东晋首都建康的最后一道屏障。庾亮眼看苏峻的叛军攻势凌厉，只好组织军队迎敌，但没有胜利的把握。
苏峻之难，京师动荡，朝廷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避难，皇上诏令：凡和京师防御无关的贵族士人都应外出躲避。司马昱奉命去会稽（今绍兴）赴任，当时这种做法被叫做“之国”。曾为秘书郎的王羲之此时是作为王子友，和司马昱共赴山阴的。山阴是一个郡，治所在会稽。这是羲之第一次莅临会稽，也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人生之旅。（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