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政务，操办司法，防灾救灾，兴修水利上，公务耗去了大半的精力。最难办的事，就是朝廷不断下达的征兵和赋税指标。自庾亮北伐到殷浩北伐，大量征发江左及会稽一带农民去打仗，劳动力的缺失直接导致农业的减产，而军需费用却不断增加，基层州县不得不加大赋税征收额度，人民不堪重负。有些农户不得不破产，像毋丘俭、卢循那样的大小起义此起彼伏，社会极不安宁。王羲之既同情农民的疾苦，又不能违抗朝廷的指令，身心如处夹板之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工作很难做。
殷浩北伐失败后，国家暂无征伐大事，山阴一带在征兵服役方面稍得喘息。羲之上任后，上书朝廷，陈述百姓难处，赋税得以减轻。对于大量犯罪者（其中很多是战争中在前线败散或开小差的），王羲之都给予从轻处罚，多数都是一边从事生产活动一边服刑，这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在前章所述《致谢尚疏》一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都邑人口稀少，以至于不像城市。经过治理，会稽一带的经济有了重生的气象。
政务之余，羲之的兴趣在书法和养生上。经过多年积累，切磋琢磨，心领神会，不断完善，他的书法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存世的王羲之书法理论著作主要有《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章》、《笔势论十二章并序》、《草书势》、《用笔赋》、《天台紫金传授笔法》、《笔经》等。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羲之在书法艺术上强调什么，提倡什么。这也是魏晋时期中国书法史的发展脉络。
《自论书》可能是羲之写给一位亲友的书信，其中虽有“不让钟张”的意思，但也算不上自诩。羲之对自己的书法有恰当衡量，虽为夫子自道，其实很中肯。在说到前辈学书的刻苦勤奋时，羲之自语道：“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这也是实在话。从《题卫夫人笔阵图》，可看出羲之在书法上不断创新的胆略，而其舍弃姿媚、力求淳古、寄情拙朴、涵蓄气韵的审美取向，是从卫夫人的书法基础上完成的超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艺术本身的基因推动着王羲之去追求更高的境界。正所谓：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
《书论》则强调了创作的基本要领和心态：“意在笔先，字居其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该篇文字对字的大小、长短、强弱、偃仰、疏密、曲直、欹侧、起伏以及横竖相向、明媚相成，都作了富有辩证意味的阐述。《笔势论十章》、《笔势论十二章并序》，则详细讲解了形态、节制、观形等有关书法艺术的方方面面，而他所强调的，是悟性。至于《笔经》，强调的则是神采和气韵，不再提及具体的笔画、结构、字距、行距了。
以上作品的真伪，有些争论，仁仁智智，各有说辞。
下录的三篇，是争论较少的。（未完待续）
